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

作者:陈华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博士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 博士后

摘要:行业实践需要学术支撑,这种需要,源于“摆脱贫困”的渴望。目前对网络空间诸多问题的实务与研究,表象很繁荣但效果则很难说尽如人意。其中,在科研与实践脱节、方法与对象错位这样的问题上如何“摆脱贫困”,是业界、学界都在思考的问题。关键词:摆脱贫困;互联网;网络管理

《网络空间研究》即将创刊,从一个行业实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很想写几句话。 《摆脱贫困》这书,我读过不止一遍,而且发现了书中的一个“秘密”。虽然书的名字叫《摆脱贫困》,可读到全书的“跋”的最后一段,才明白习近平总书记想说的可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摆脱贫困”,他说:全书的题目叫做《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不忘初心,初心在“乡土”中

不忘初心,初心在“乡土”中。2010年,在浦东开发20周年时,被誉为“浦东新区的形象代言人”的全国政协常委赵启正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浦东开发这件事情还没有被媒体写尽。人们对浦东前20年发展的“硬成果”——城市基础设施和经济数据往往比较注目、注意总结,而对浦东开发的“软成果”——开发理念、方法论和社会数据容易忽略 [1]。 互联网和浦东,一个是在过去的至少22年时间中,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舶来品;一个则是国际社会研究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案例和观察窗口 ,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传奇”,这两者有联系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所经历的“三级两跳”,也见证着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种种探索与思考。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来浦东考察,赵启正向他汇报:上海市的城市化过程用了100多年,需要几代社会学家连续考察,才能完成对此过程的研究;而浦东的城市化过程可能仅需10至20年就能完成,一代社会学家就能有幸观察到全过程。赵启正请求费孝通从社会学视角给予学术力量的支持,“浦东呼唤社会学!”费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这句话感动了他,他以行动来表达这份感动——及时派出博士生,来浦东研究开发中的农民问题,并取得了优秀成果[2]。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说过“浦东是当前新旧矛盾和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点,我觉得研究一番很有意义,也是我晚年比较关心的一个题目。我说自己还有一重山要过去,指的就是和浦东有关的文化自觉这个题目。”[3]

2001年9月7日,在2001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上,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做了题为“中国需要互联网”的开幕式主旨发言,他说,在以互联网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全球信息化趋势对中国来讲,是宝贵的发展机遇,必须抓住这个机遇[4]。

2014年4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荣誉会员胡启恒在“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纪念会暨2014年中国4G发展与应用大会”表示“中国需要互联网,互联网也需要中国。中国互联网是全球互联网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互联网将会进一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5]

“浦东呼唤社会学”和“中国需要互联网”的呼唤提供了网络空间治理机制“脱贫”的实践和思考。费孝通先生对此的答案是,回到实践中去,回到乡土去,“从实求知”。他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们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6]

同样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需要智慧,智慧在“乡贤”内

需要智慧,智慧在“乡贤”内。为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会设在浙江乌镇?在我看来,其中蕴含的一层深意是浙江是中国最早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民大国,农业大国,农民依然是我们这个国家占主要人口数的群体,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如果不能够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也就无法解决真正的现实难题。譬如,想想网络空间秩序的建立和网络社会治理应该怎样服务于中国的农村。

2014年4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 :“独特的文化传统 , 独特的历史命运 ,独特的基本国情 , 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对互联网做出“社会”意义上的判断并提出与社会治理相对应的中国网络社会的形成,犹如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论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各家学说,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把“讲述当代中国的复杂故事”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罗伯特·库恩建议,“研究中国既要横向地跨越多个地区进行考察,也要纵向地研究它的发展史。”[7]不能“盲人摸象”。

中国走向网络社会的故事,恰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与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外力,以及由这种外力催生出的新环境、新时代进行适应,而又要保持文化例外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

中国网络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也具有文化自觉的历史属性;而正在探索中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更是中国对国际互联网治理的崭新贡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箴言,难道不能成为网络空间各国共生相处的行为准则吗?

凝聚共识,共识在“田野”中

凝聚共识,共识在“田野”中。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互联网管理,并且以互联网思维来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成为各界的共识。2000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互联网管理提出:“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社会管理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管理体制”;对互联网管理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间跨度从2002年到2012年,关于互联网的核心要求从“互联 网站”和“传播”到“网络文化”和“网络环境”,进而到“网络内容”和“网络社会”。对社会管理的要求从管理到了治理;对文化的要求则从“深刻认识”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进而到了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种共识的形成,正是对互联网治理实践这个田野充分考察的结果。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 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网络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这就是我们的理论需要去解决的那个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016年,全国网信工作会提出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之道”,这是对业界的要求,也是对学界的期待。

不忘初心,初心在“乡土”中;需要智慧,智慧在“乡贤”内;凝聚共识,共识在“田野”中。

“摆脱贫困”,方能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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